(照片提供 / 阿里家属）
2020年3月16日，马来西亚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达533例，当日增加125例，连续两天三位数增长。晚上，马国新首相丹斯理慕尤丁（Muyiddin Yassin）宣布两天后落实全国行动管制令（俗称“锁国”）。马国公民在期限内不得出国，外国人也不得入境。
官方文告完全忽略了十多万名每天来回新马的马国劳工。“留在马国，或是返回新国？”——这难题也在阿里（化名Ali）的脑海浮现，但，他是新加坡公民。在这之前，新加坡虽已经在3月24日实行部分锁国：所有的短期访客无法到访新国或在新国机场转机。但这项禁令不包括透过水路和陆路进入新国的人民，其中包括重要的新柔的陆路通道。
阿里透过儿子和妻子得知此消息。他的全家都是马来西亚公民，长期居住在柔佛新山，除了他是马国永久居民。一周需要洗肾三次的他，有连续两天不用洗肾。他会珍惜这个空档，在亲戚的陪同下，跨越新柔长堤，和家人相聚。
事实上，阿里16日上午才刚从新加坡洗肾回来。每一次乘搭公共交通“跨堤”对他来说煎熬不过，行动不便加上弱视和重听，双耳戴着助听器。他每次跨堤都需要亲友陪伴，才能在漫长的人龙中排队，隔着口罩，闻着身旁的汗味，还有那巴士所排出的废气。
防疫政策下的异乡人
马国政府在17日才说明，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国公民同样必须遵从行动管制令。为保饭碗，这些跨界流动者必须安顿好家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安排自己在新加坡的临时住宿，再冲往关卡。阿里的儿子和母亲商讨一晚后，决定让母亲带着阿里于17日下午出门，赶在18日凌晨锁国前抵达新加坡。
阿里的大儿子对父母此行仍不放心，但碍于工作，自己无法陪伴父亲来回新加坡。身体力壮的，或许可以拖着行李步行越堤。但阿里左膝以下已经截肢，靠着拐杖，步履蹒跚，不敌这群“兵蚁大军”。阿里和妻子在搭巴士前往马国关卡的途中塞了六个小时。天色渐黑，夫妻俩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人决定折返。
回途中，阿里想起新加坡洗肾中心及医院社工，都曾劝说他留在新加坡，因为院方得知马国的疫情发展，随时会锁国。但阿里和家人当时都过度乐观。48岁的他早已习惯在新马两国之间往返，也从未想象过“锁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去新山的家。
18日，繁忙新山的街道变得冷清。作为最靠近新加坡的马国州属，柔佛这天的累积确诊案例为96宗，首府新山一直都是最严重的县市。为了让阿里能够在新山就地洗肾，他的家人前后共拨了二十多通电话。无奈新山的医疗资源都必须留给新冠病毒和马来西亚公民。即使有能力支付洗肾费，疫情下国民优先的政策也让阿里无法洗肾。
跨国合作下的善行
阿里多天无法洗肾，身体状况非常差，夜里无法入眠，甚至无法完全躺下。3月25日，阿里大儿子主动联系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该基金会社工了解阿里的情况后，推荐他儿子主动联系佛教慈济基金会的新山支会，咨询紧急送院的程序。
阿里一家对慈济这源自台湾的跨国慈善组织不陌生。早在2018年初，阿里等待新加坡肾脏基金会批准洗肾交通补助时，慈济新加坡分会曾补助他三个月的交通费。
26日，阿里被送医入苏丹依斯迈医院（Hospital Sultan Ismail）洗肾。十日未洗肾的阿里情况稍微平稳，但仍呼吸困难，脸部和手部仍有水肿。然而，院方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床位不足，请求阿里于27日出院，同时建议阿里一家尽快在新山找到合适的洗肾。
碍于锁国政策，慈济社工无法进行家访及立即核对阿里的身份。然而，社工仍推荐了几家洗肾中心，但所询问的结果仍是一样。阿里的大儿子因此决定让父亲尝试回新洗肾。28日早上新山慈济与新加坡慈济接洽，从数据库核对阿里的身份，同时咨询让阿里回新的可能性。
启动紧急医疗迁离
29日晚间，新加坡慈济透过应用程序Whataspp联系上新加坡驻新山领事馆，意外在星期天晚间获得官员的迅速回复。讲解了把阿里带回新加坡的程序后，领事馆也提供这期间拥有跨国准证的救护车业主名单。
隔天早上，新加坡外交部响应，原则上允许阿里返国，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阿里必须在新加坡找到愿意接收的医院；（二）阿里的新冠病毒检测被证实为非新冠病患（COVID-free）。
新加坡外交部称，这是马国锁国后的第一例跨国紧急医疗迁离（medical evacuation）。两地的慈济社工立即分头行事，一边透过人脉联系新山各大医院和国家机构，“提供”各类官方文件；另一边则寻求愿意收留阿里的新加坡医院。
原本负责阿里案例的新加坡黄廷芳医院（Ng Teng Fong General Hospital）很快地回复愿意收留阿里，同时建议阿里必须向新山的医院确保自身的身体状况是稳定的，以防在运载过程中发生意外。
非可疑案例的新冠病毒检测
唯程序卡在新冠病毒检测马国的病毒测试虽然只是马币一块，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被鉴定成“可疑案例”。否则，一般平民若要自主检测，只能在私人诊所检测，收费为马币六百到七百之间，需等待24至72小时等待检测结果。然而，除了昂贵的收费，阿里的身体状况无法再多等二至三天。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类似阿里的边缘群体成了防疫政策下的孤儿。阿里的接触史和旅游史不足以让他成为可疑案例，所有的医院及诊所为求节省试剂，皆不让他检测。30日下午，阿里的女儿带着他来到邻近的诊所寻求进行检测。医师虽然拒绝了请求，但见到阿里的状况，再度劝请孩子们把阿里送至苏丹依斯迈医院。阿里于31日凌晨入院，晚上七点在马国第二度的洗肾。
4月1日，阿里家人取得医院医师针对阿里身体状况以及低新冠病毒感染率等保证信后，即交由黄廷芳医院及新加坡外交部。在马国锁国期间，所有来往柔佛与新加坡的交通工具都必须拥有准证。新山领事馆和新加坡外交部通知了两地的关卡，在4月2日下午把阿里从柔佛第二通道（Second link）运往黄廷芳医院，完成了第一例跨国紧急医疗迁离。
“谢谢你们帮助我的父亲，如果不是你们帮助让我的父亲回到新加坡，他在这里的情况会更糟糕。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行动管制有可能会延长下去。”阿里的大儿子表示。
阿里在救护车上才松了一口气，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照片提供 / 阿里家属）
斋戒月下的祈祷
隔天傍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将在4月7日开启四周的“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所有非必要商业行为必须关闭或改制居家上班，学校改为居家学习。这天，新加坡的累积确诊案例达1114例。不少马国客工趁着7日之前赶回马来西亚。他们大部分在新加坡从事零工，或属于非必要行业下被迫停工或休假的员工。
阿里或许不幸运，因为没有在马国锁国前留在新加坡；但他或许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两方政府和跨国慈善组织的协助下，在新加坡锁国之前，回到了新加坡，避开了人潮，也避开了感染风险。
4月18日，阿里的情况回稳，成功结束十四天的隔离，从医院来到了弟弟的家暂住。他虽然会想念身在新山的家人，但也庆幸自己回到了新加坡，得以继续洗肾。在斋戒月期间，他仍能和弟弟、母亲和在新加坡工作的二儿子一起度过。唯祈祷两国的疫情早日平息，他又能再次成为跨界者，来回新马。
新马之间虽然偶尔因为边界和水供的议题争执，但两国人民的交流密不可分。阿里的案例更是凸显了两国长期合作的默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9年有将近一百万的马来西亚人居住在新加坡 ，包含永久居民、持工作证者、学生等群体。有近三十万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每天来回新马。
有趣的是，马来西亚自2000年已取代了英国成了新加坡人移民的首选。单单2019年，共有九万一千多名新加坡人选择移民马来西亚 。其中，住在新山却每天来回新加坡工作的新加坡家庭约有五千户 。
阿里的心愿和大部分跨界者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是逆行者，是少数住在马来西亚却经常来回新加坡的新加坡人，也是大部分主流媒体在疫情下所忽略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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